1955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被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
“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不止一次请求组织批准回江西农村，甘祖昌为何刚被授予少将军衔就要回家务农？为何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他声称自己地位太高了？
全国内战爆发以后，甘祖昌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1947年，他调任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我们这里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废纸，就是粮食不多，吃饭是个大问题。”
新疆低处祖国的西北边陲，交通不便，农业落后，基本上没有工业，当地人口少而贫穷，当时新疆的形势很严峻，进疆的有十几万，原三区民族军和起义部队有十万，以及四万多劳改人员，将近二十万人马，每天都要吃喝。
甘祖昌组织人员围绕了事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汇集起来后发现，部队只有半个月存粮，骡马饲料几乎断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
甘祖昌将后勤人员分为四个组，自己亲自率领一组把人，包括五个少数民族翻译，骑马向冰雪覆盖的北疆进发，最后，甘祖昌向王震提议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生活困难的问题，粮食的问题便解决了，王震也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爪却暗中向他伸过来，1952年春天，甘祖昌到郊区检查工作，途中必经一座横跨水面的木桥，随着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甘祖昌所乘车辆不幸失控，翻滚入湍急的河流之中。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甘祖昌遭受了重创，上唇不幸被撕裂成三瓣，下颌也因冲击力而脱位，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襟，
兵团卫生部部长潘世征给他做了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在医院里昏迷了一天一夜的甘祖昌，一经抢救苏醒后，就伸出手去抓床边的电话，他想挂“军后勤部”，但却发不出声，特护护士情急之下一把抢过电话：
不久，甘祖昌的病房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8个月后，他头部的外伤虽然痊愈，但因为战争年代他的脑部曾两次受到枪伤，这次又被震伤，因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弄得他常常头昏脑涨，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以致于不得不一次次地被送进医院，军区考虑到他的健康，便强行安排他去内地疗养， 并且还要为他盖房子，一次，在他住院之时，新疆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兼新疆军区领导，长征老战士王恩茂来医院看望他，并告诉他组织上决定在乌鲁木齐郊区为他盖一所新房子，让他在那里长期休养。
甘祖昌十分感激组织上对自己的关怀，但是他不愿意给国家添负担，于是便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对自己的照顾，他说：
“党给我这样的关怀，我实在惭愧的很，我没有给党做什么工作，比起那些为革命光荣牺牲的来说，我更惭愧万分，所以请求党不要给我分房子，盖了我也不回去住，让我回去务农吧！”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然不见好转，他每日发愁，感觉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
每当他看到热火朝天，蒸蒸日上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总是难抑激情：“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多么需要员啊！我怎么能静静地休养呢？”
为此他一再急切地要求恢复工作，军区不批，他就直接找老首长面谈，王震建议他到农场去种点果树，干点轻微的活儿，以利于身体康复。
甘祖昌和王震相识于南泥湾，1941年冬天，甘祖昌随着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但是在1944年，王震奉命率领三五九旅南下至于广东东江纵师会师，那时候，甘祖昌的身体就不好，经常咳血，但是他坚持申请南下。
甘祖昌恳切地说：“在新疆部队农场劳动是好，就是在农场工作的人，都是过去一起工作过的老，他们会对我照顾太多，结果什么劳动都搞不了，还是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好。”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至1955年，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1927年加入中国，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戎马生涯几十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当他获悉组织上评为他为少将军衔时，心中十分不安，多次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要求降低军衔……
1954年，中国人民第一次对各军队各级干部评定军衔，当时甘祖昌和妻子龚全珍大批参加了军衔的评定。
龚全珍此时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任教务处副主任，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参加了革命，是个大学毕业生，学校的组织上给她定了个连级别，她对此没什么意见。
一次，当龚全珍和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丈夫的甘祖昌谈及这次军衔评定时，龚全珍说：
“平级别时根据德才资三条评定，他们给我评定了师级军衔，我想来想去，自己怎么能够上师级呢？后来事情又有变化，我的定级在报到和总政治部后，批回个准军级，这下我心里更不安了，也更有意见了。”
龚全珍与甘祖昌相濡以沫30年，龚全珍毕业后放弃了能在城市找到的优厚工作，在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并跟随军进驻新疆，分配到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教员，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与丈夫离异后身边还带着两个儿子。
刚开始她根本不考虑嫁给领导干部，但是与甘祖昌第一次见面，甘祖昌的坦诚和直率的性格震撼了她，甘祖昌毫不掩饰地对母亲说：
“我只读过一年半的书，连你姓龚的龚字都写不拢，我今年48岁，有儿子，儿媳妇，和孙子，我是个军人，信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
听了甘祖昌的话，龚全珍坚信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是个真诚的完全可以信赖的人，而他们便在1953年3月在新疆结婚，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但是甘祖昌即使是对于妻子的请求也是不给“面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龚全珍与甘祖昌刚结婚，不久后，她受同事之托，求甘祖昌办一件事，她对丈夫说：
“我的一位好友想到军人服务社买块表，听人说后勤部的人买表可以销售减税的优惠，价格实惠公道世纪元钱，但是军人服务社经理说，要请你写一张条子才能帮忙买。”
龚全珍表示这位老师平时与她很要好，从来就没求她办过事，表明了自己已经答应人家了，恳请甘祖昌这次就帮帮忙。
“真奇怪，买得起表，上不起税，这算个什么老师，一点国家观点都没有，这个是原则问题，我不写条子，这种事你不该管。”
第二天，这位老师一见到龚全珍，便问：“甘部长写条子没有？”当这位老师得知甘祖昌一口回绝此事，十分惊讶，龚全珍将情况如实地告诉好友：
这件事，当时弄得龚全珍很难堪，后来，在甘祖昌的耐心启发下，龚全珍才意识到是自己不对，而龚全珍之后也打心底敬重甘祖昌。
1954年军级鉴定，们一致通过他为正师级，报到总政治部，被批准被准军级，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在1955年至1957年之间，三次向军区党委申请要求解甲归田，返回故乡江西莲花务农……
“我自1952年跌伤以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当时，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着写，这一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肖华说回乡务农不适合他的身体休养，但是甘祖昌坚持己见，肖华反问：
甘祖昌深知自己的身体大限是六十岁，如今回乡务农，也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为家乡做一些贡献。
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龚全珍得知后，感觉此事来的太突然了，但是她很快就理解了丈夫的决定。
就在甘祖昌第一次向她谈起了打算回江西老家时，她毅然决然地也办理了离职手续，跟随丈夫一起回江西农村，她想着自己既然愿意与他结婚，那就应该不论天涯海角，都应该和他同去，与他同命运共患难，至于个人的工作和前途，没有必要考虑的更多。
1957年8月，甘祖昌带领着全家踏上了千里归途，为了给国家节约差旅费，甘祖昌将所有的行李精简减成三个箱子，三个麻袋，但却带着八只笼子，笼子里面装着六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亨鸡，甘祖昌说：
新疆军区的领导，同事，战友和子弟学校的校长，老师都来欢送，一个个千叮咛万嘱咐，顿时有说不完的话，表不尽的情，手紧紧握着不放。
车子终于缓缓启动了，这一行共大小14人，两辆汽车，前面一辆小吉普，乘坐着唐部长，甘祖昌和妻子以及七个月的儿子，后面一辆大卡车，乘坐着女军医，警卫员以及大大小小五个小孩。
“一是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是个平民百姓，靠劳动过生活，你们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优良品种都带过来了，为的是在家乡发展生产，第二件事，我们的家庭以前受到敌人的摧残，以后有福同享，有苦同吃，我回来了，大家一块过好不好？”
从一位穿皮鞋的将军，一下子变成田地里的赤脚大仙，老家的乡亲们对甘祖昌的选择难以理解，都觉得他“太傻。”
“祖昌啊，你穿着草鞋从沿背村跟着红军队伍走了，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下那只又打赤脚回到村里来，那你那么多年的仗不是白打了吗？血不是白流了吗？”
“，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全国的老百姓打江山的，为所有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可不是为了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和生活享受，怎么能说仗白打了，血白流了呢？”“那你成为将军，又回到村里来种田，打柴，不后悔吗？”
甘祖昌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打赤脚的种田人，回到老家后，甘祖昌从始至终保持着老红军艰苦的朴素作风，一心一意帮助乡亲们排忧解难。
有一年，他获知有一个水稻优良品种叫做“清江早”，生长期只有短短70天，很是高兴，就对乡亲们说：
“乡亲们，全县有一万多亩稻田，要是种清江早，正好能赶上种晚稻，亩产六百斤，全县可就有五六百万斤啊！”
他到处打听在哪里能买到“清江早”的稻种，技术员说在清江县农科所里有，甘祖昌说：
“到了清江火车站，离开县城还有七八里路，要不我先和县委联系一下，请他们派个车？”
不巧的是，那天下了雨，甘祖昌的布鞋上沾满了湿泥巴，赶起路来很不方便，他索性脱下鞋子提在手上赶路，看到眼前这一幕，那个年轻的技术员怎么也无法把这位眼前的甘跌跌和“开国少将”联系到一起。
甘祖昌务农的的沿背村，耕地多是冬水田，平均亩产很低，他带着乡亲们用挖地下水道派出污水的方法，给农田开沟排水，使粮食亩产提高了50，为此他还被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为研究员，还参加过三次江西省的农业大会。
不仅如此，他还为家乡修水库，亲自跋山涉水去勘测，修建桥梁，冒着严寒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短短三年时间，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为此他说：
不仅如此，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对于两个养子和四个女儿，甘祖昌从小要求他们打赤脚，捡粪，割草，放牛，喂猪。
和一般的农家孩子一样，他根据孩子们年龄的大小，规定没人每天要干多少农活，一个星期检查一次，对于孩子们的穿衣穿鞋，他也有固定，要求一件衣服至少穿三年，一双袜子穿一年，长大了穿不了的要给小的穿，破了的不准丢掉，大孩子没人都要发一个针线包，要自己学会缝补。
1950年，他的大儿子甘金荣从莲花老家前往新疆，要求父亲为他提供一个上学或者安排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甘祖昌对儿子说：
甘锦荣做了半年锻工，身体实在吃不消，甘祖昌才把他安排在农六师学开拖拉机。
1972年冬天，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在吉安卫校学习，听说部队来招女兵，她正好合乎条件，便写信回家要求父亲为她说话，照顾她入伍当兵，没想到，甘祖昌回答她的是一顿严肃的批评。
后来，因为她品学兼优，经过学校组织的推荐，不对批准入伍，几个月后，平荣勤学苦练，射击成绩优异，被选送参加全军射击表演，甘祖昌这才放心。
甘祖昌回乡务农后，毅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
1985年10月底，已经八十岁高龄的甘祖昌将军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他朱德这所医院，是家乡医疗设施最简陋的农村县级医院，当新疆军区派来的一位领导干部1986年1月到江西莲花县看望躺在县医院里的甘祖昌时，他紧握着甘祖昌的手说：
“我进疆晚，在新疆没见过你，可是你的事迹我们都熟悉，我看到像你这样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住在设备如此简陋的医院里，心情真难过，甘部长，你病情好转后到南昌定居吧！”
“谢谢组织上和们对我的关怀，我已经80岁了，要是死了也应当，国家能节约一点开支，可是我还不想死，要争取再活几年，看看四化建设。”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我那条白毛巾是张学良张学思在去东北工作时与我临别前送给我的，的感情深似海啊！我将它保存几十年了，即使再烂我也舍不得丢掉，请你将他一定保存好。”
最后他让妻子将自己珍藏的铁盒子拿出来，又把几个孩子叫过来，当着大家的面说：
“人是有生有死的，我怕是活不了多久了，我这辈子活得不是很精彩，但是我努力了，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任何金银财宝，但装在这铁盒子里的几样东西，是我最珍贵的。”
他两手颤巍巍地把铁盒子打开了，里面是用红布包着三枚闪亮的勋章，那是1955年他荣获的一枚二级八一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二级解放勋章，其他的还有几站他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在兵工厂做采购用过的苏区发行的纸币。
“你们都看到了，这是你爸爸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都要记住他的话，绝对不可以让他失望啊！”
孩子们站的笔直，眼含热泪频频点头，在家乡多年中，甘祖昌每月工资大部分都在帮助群众买化肥，修水利，建校舍，办企业和扶贫救济上。
从1957年他回家以来，用在扶贫救济上和支持生产建设方面的工资就达到了8.578万多元，超过了他工资总额的70%，因此，得知甘祖昌病危的消息，许多干部，农民都自发去医院看望，乡亲们说：
1986年2月25日，甘祖昌逝世，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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