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马戎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功构建起新的国家认同，获得解放和土地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从内心热爱和新中国。当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也一定要坚持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看待各种社会矛盾，在国家整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强调13亿多中国人民是一个整体，各族人民应始终紧紧团结在一起，发扬伟大民族精神，为实现伟大复兴提供最坚实的底气、最强大的动力。因此，应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把爱我中华的种子撒入每个人心中。
施维表示，农村吸引人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要用感情召唤人，农村具有比城市更强的归属感和亲近感。几十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的农民企业家和小有所成的农民工群体，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农村大学生、、退休干部等，他们对故土怀有很深厚的情感，都有造福百姓、回报家乡的愿望和追求。如果把“乡情牌”“乡愁牌”打好了，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渠道畅通了，对乡村振兴大有促进作用。其次要用环境吸引人，要将基层“放管服”改革切实落实到位，让农村法治环境建设充分加强，少些“卡脖子”的制约，多些专注干事的“宁静”。这些是对真正有志于农村创业的人才最有价值的“福利礼包”，也是农村的重要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政府还要大胆谋划、搭建平台、做好服务，让大家意识到农村正成为一片大有可为的创业天地，招来干事业的人。
安徽省淮北市政协主席谌伟表示，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要求，只有推动政协工作创新，才能推动政协工作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创新工作理念，慢慢地加强政协助力转型崛起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创新工作内容，拓展履职领域，创新参与形式，创新开展协商议政活动，实际做到“党委想什么、政协就议什么”“政府做什么、政协就帮什么”；要创新工作载体，拓宽全员会议、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等协商形式,推动信息化协商议政平台建设，探索运用“互联网+”等；要规范制度建设，把解决明显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制度意识融入思想观念、思维方法、行为取向等各方面，使之成为政协委员、机关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室主任魏际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指出，我国的产业政策要推动市场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具体来看，一是产业政策要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消除地区壁垒、部门壁垒。清理和废止一切有碍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部门、地区规章，促进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自由流动，最大限度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二是产业政策要保障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一视同仁，消除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三是产业政策要推动形成基于供需、反映市场稀缺程度、资源环境代价、外部性内部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争机制，最大限度消除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形成不同产业、产品和服务合理的比价关系。四是深化垄断行业、公用事业改革，对能够放开的行业，及时放开。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傅达林表示，近年来我国的许多立法，都体现出了价值追求上的本土性。例如，民法总则规定的“绿色原则”，就传承了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理念；英雄烈士保护法更是秉持国家民族立场，对于促进社会尊崇英烈、扬善抑恶意义重大。某一些程度上，我们抵达法治的最大障碍在文化心理。而法律文化乃是一种人心拯救机制、社会心理整合机制，它让我们彼此分享同一种法治价值理念。提供这样的法治价值理念，首在立法。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强调立法的本土性，并不代表要“闭门造车”，对先进的立法经验和理念不闻不问。本土性的立法需要嫁接古今、融贯东西。只是无论如何，新时代的中国立法，其逻辑起点是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其核心精神是彰显和捍卫中国价值，其主旨功能是提供法律规范上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