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wlby, G（2005）在其研究中指出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高中辍学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因为许多年轻人没有高中文凭就离开了学校。2004–2005年，加拿大20–24岁青少年辍学的发生率为10.2％。

　　Battin-Pearson（2000）在其研究中指出辍学会产生重要的社会和个人后果。辍学的学生面临社会适应困难，可能会引起诸如犯罪或行为问题的问题。

　　Garnier等（1997）研究之后发现，在社会上，与失业者相比，辍学的学生的失业率更高，对社会援助和就业保险的依赖程度更高，并且他们缺乏技术培养和训练使其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

　　Reich C, Young V（1975）以及Gangl M（2002）在从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角度对学生辍学展开了研究，在其看来，防止辍学是很昂贵的。例如，荷兰的预防辍学计划估计在2007-2008年至2011-2012年期间每年为300-400百万欧元。尽管预防辍学的费用很高，但有的人觉得，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折扣）收益要高得多。与高中毕业生相比，提早辍学的学生更容易遭受劳动力市场融合和青年失业的影响。

　　Müller W（2003）在对辍学学生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早期辍学进入社会的学生，往往会面临更加大的贫困风险，这还在于其在知识、能力及技术培训等方面都处于弱势。此外，辍学通过增加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金，财政税收收入的损失以及公共服务（例如，用于卫生）的支出，给社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Psacharopoulos（2007）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对辍学学生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分析，因为知识、能力等方面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并且过早进入社会，见识、视野被定型，此外，这些辍学的学生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安全风险隐患与威胁，甚至吸毒、酗酒、参与暴力活动等，所以会面临社会排斥。

　　Rud I , Klaveren C V , Groot W等（2016）研究了早期犯罪参与与辍学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荷兰的行政数据分析了造成这种关系的因素。犯罪参与与辍学率高11个百分点有关。当我们考虑更多的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异质性时，这种关系的强度逐渐降低。同性别双胞胎固定效应模型中的系数表明，辍学的可能性高出3个百分点，这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我们还发现，如果青少年参与严重的犯罪活动，犯罪参与和辍学之间的关联会更强。

　　Bernburg JG（2003）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犯罪的人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Machin S（2014）也赞同这一研究结果，在其看来对这一结果的解释并不简单，因为许多潜在因素，例如社会经济背景和个人特征，可能同时影响犯罪参与和教育成果。在这方面，将真正的影响与潜在因素的影响区分开的因果研究很重要。尽管慢慢的变多的证据说明教育对青少年犯罪具有消极因果关系。

　　Brown T M , Galindo C , Quarles B 等（2019）在其研究中指出，高中毕业不足仍然是城市社区的顽固现实，那里有低收入的有色人种聚集，使年轻人面临长期经济不稳定的风险。自我效能感会积极影响学校的成绩，而在校经历会影响学校的完成情况。这项研究收集了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招募的200名年轻人的数据，该项目是在低收入，主要是拉丁裔城市社区中进行的。本研究使用描述性和推论性统计分析，研究了学术和一般自我效能感，辍学状态（非毕业，临时毕业和永久毕业）以及学校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临时离校生和永久离校生之间的差异很小，尽管离校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比普通非离校生更高。此外，年级和与成年人的关爱关系解释了辍学状态下自我效能的差异。

　　Farid-Ul-Hasnain S , Krantz G（2011）使用结构化调查表，对居住在卡拉奇的1,650名年龄在17-21岁之间的年轻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基于人口的横断面研究。男性和女性分别进行了双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辍学不仅会阻碍经济繁荣，而且可能会引起对性传播疾病（STD）的了解和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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