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以飨读者。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涉及劝导赋权、跨文化叙事、数字差异、新闻策展、不确定性信息和信息可信度等多样主题。
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如何让用户更好地辨别新闻真实性并减少分享虚假新闻？在2024年第6期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有学者提出了“劝导赋权”（Nudging to Empower）的概念，认为能够最终靠不同的劝导方式为用户赋权，来提升他们对新闻信息的判断力。
作者对600多名社会化媒体平台用户进行实验，请他们阅读一系列新闻标题，并制定了两项干预措施来进行劝导：第一种是让用户签署《支持真实承诺》，要求他们承诺会实事求是，尊重并分享真实信息；第二种是让用户阅读《事实核查指南》，教导并鼓励他们采取具体措施来核查新闻信息。
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具备一定的有效性，前者重视激发用户对真相的承诺感和道德感，后者则提高了用户的媒介素养。具体而言，阅读《事实核查指南》的方式，更加有助于强化用户对新闻信息的批判性，让他们更倾向于参与信息核实，并降低了盲目分享新闻信息的意愿。作者指出，这项研究可以为促进真实新闻环境的社会化媒体平台设计提供参考。
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兴的参与式跨文化叙事形式，中国网络小说在全球受到欢迎。2024年第6期的《国际文化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中，有学者对4040部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网络小说进行文本挖掘和主题建模，以探讨网络小说叙事中的中国文化与数字文化。
研究发现，中国网络小说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保留了独特性的文化元素，如“东方幻想”“武侠”“玄幻”等流行小说标签；另一方面，又整合了全球通用的叙事公式，很多故事都将西方小说、好莱坞电影、电子游戏和日本漫画作为灵感和模仿的来源。作者觉得，中国网络小说显示出了文化混杂性，创造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故事世界，这有助于国际读者利用已有知识和阅读习惯来欣赏，让中国故事得以跨国共享。
作者指出，中国文化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关注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性），或仅仅关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应采用多样性和融合性的视角来探讨跨文化的动力与影响。
虽然有关移动媒体使用的研究日益成熟，但已有研究很少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和社区。为了弥补这一研究不足，2024年第2期的《移动媒介与传播》（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推出了“无家可归者和移动媒体”专题。
专题客座编辑撰文指出，“流动性”（mobility）与无家可归者和移动媒体均有着特殊关系，对于全球各地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人来说，它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负担。首先，应该明确“无家可归”的概念具有差异性，其在不同的地理、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有不一样的内涵和体验。专题把更隐蔽的无家可归者纳入讨论范围，比如那些在过度拥挤的房屋内居住的人，或由于生活所迫睡在朋友家沙发上的人。接着，专题文章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和机构借助数字媒体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潜力，比如设计和普及移动应用程序、众筹平台和数字钱包等。当然，研究人员也承认，对那些缺乏基本安全保障（如稳定的住房）的人们来说，数字工具不是“灵丹妙药”，存在各种局限。此外，专题文章还探讨了其他技术使用语境和服务支持等问题。
在信息超载的媒体环境中，人们可能会感到疲劳和不知所措，因此会通过添加或关注某些账户、删除或隐藏某些帖子来重新组织自身的新闻源，从而更好地保持知情。在2024年第4期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中，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
论文采用了“压力—应变—结果”（Stress- Strain- Outcome）模型框架来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压力指的是用户的“错失焦虑”（Fear of Missing Out）情绪，应变指的是用户因为错失焦虑而产生的“新闻疲劳”（News Fatigue），结果指的是最终造成的用户的新闻策展（News Curation）行为。
研究首先验证了，错失焦虑情绪作为一种压力源，会增加用户的认知负担，加剧他们的新闻疲劳感。研究还发现，新闻疲劳程度较高的用户，更倾向于采用限制性的新闻策展策略，即删除或屏蔽某些用户来回避一些新闻源，而非拓展新的新闻源。研究认为，这种限制和回避的趋势，有几率会使用户的新闻视野持续收窄，造成他们没办法接触更加多元的信息，有必要对此给予重视。
很多人承认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不确定性，但对于在政治传播中是否传递不确定性信息存在分歧。政治精英们通常倾向于做出自信的预测，淡化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因为他们担心承认不确定性会削弱公众对其预测和相关证据的信心。但这种计算方式很可能既夸大了传递不确定性信息的成本，又低估了向公众报告不确定性的潜在好处——有时候，承认结果可能会比预期的更糟，这种对不确定性的传达可以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抑制公众对坏消息的负面反应。
针对这一议题，发表在2024年第2期的《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的一篇文章展开了探讨。文章基于有关新冠疫苗接种的一项两阶段的在线调查发现，政府最好与公众就不确定性做沟通。第一阶段传递不确定性信息的成本非常低：报告一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置信区间，并不会破坏人们对统计数据的信心或接种疫苗的意图。在第二阶段，报告不确定性信息带来了实在的好处：当结果比预期的差但在前述置信区间时，人们对疫苗的信心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不受负面结果的影响。
关于影响信息可信度判断的因素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这些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鉴于此，在2024年第2期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中，一篇文章专门对相关的85项实证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综合了12个经常被考察的影响信息可信度感知的因素，涉及信息源自（信源可信度、信源具备的专业相关知识、信源的适切性、信源数量）、内容信息（论点质量、信息流畅度、内容一致性）、传播渠道（媒介形态与媒介互动性）和信息接受者（话题知识、问题参与和个人情绪）四方面。研究之后发现，信息质量、信源可信度和信息流畅度与信息可信度感知存在比较大相关性，而其他因素则表现为中小相关性。个人对话题的熟悉程度与信息可信度感知间无显著相关。性别构成、信息渠道、信息主题和研究方法显著调节了这些聚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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