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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书店、办工厂不喜欢钱的实则有着过人的理财本领

  的大弟毛泽民,号称“红色大管家”。他先后担任过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闽赣省财政部部长等职。在长征路上,毛泽民克服了重重困难,筹备了大量的粮食和钱款,为行军打仗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同毛泽民比起来,似乎对钱财看得很轻。警卫员都知道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从来不拿钱,有次不经意碰到了钱,手立刻像触电般缩了回来。

  尽管不喜欢钱,但却是隐藏的理财高手,他的理财水平不亚于大弟毛泽民,只不过他的这些天赋被巨大的政治、军事才能所掩盖了而已。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毛氏两兄弟的金融才华,离不开父亲毛顺生的言传身教。

  韶山冲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沟,但距离它不远的银田市却是著名的商业集镇,几百年来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受此影响,韶山冲的大家族毛氏宗族也逐渐有了商品流通的观念。

  1887年, 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他的父亲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种田人,一生劳碌却反倒欠下少债务,只能把分家留下的六七亩田典当出去。

  毛顺生起初也效仿父辈起早贪黑玩命苦干,最后他失望地发现,财富不光没能积累,欠债的窟窿反而慢慢的变大。为了另寻出路,毛顺生咬牙参加了湘军。

  尽管只在军队呆了不足两年,也未能混上个一官半职,但这次外出闯荡令毛顺生收获颇丰。他开阔了眼界,也接触了商品经济的观念,目光不再锁定父辈留下的几亩薄田。

  在出生时,家里条件还相当贫困,父亲的产业就是5间半茅草房。但很快,在父亲的努力下,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毛顺生最大的转变就是脱离农事,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商上。他最初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先是对大米进行初加工,积累了一定本金后就开始贷款,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并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生意不算大,但获利颇丰。

  同时毛顺生还喂了几头猪,养肥大了送到商号卖钱。后来,他干脆直接从外面买猪进来,打时间差、地域差,低价进高价出。

  毛顺生颇有经商头脑,当时牛是重要的大牲畜,毛顺生买来母牛,分给贫困的农户帮忙喂养,农户能够正常的使用牛耕地。也能够得到牛粪做肥料。但牛的所有权归毛顺生所有,一旦母牛生崽,小牛属于毛顺生,万一母牛死了,农户和他共同分担损失。

  更厉害的是,毛顺生为了募集资金扩大生产,还印制了带有股票性质的票子用来代替纸币。他通过发行“毛义顺堂”股票,把乡亲的余钱全部收集起来,扩大规模后财富增值,大家都赚了一笔,毛顺生赚得更多。

  1903年前后,毛顺生已拥有15亩地,除去全家口粮,还有25担的剩余。他的资产也有两三千块银元,虽说和人家那些高门大户没法比,但在韶山冲这种小地方,毛顺生算是妥妥的“大户”了。

  家庭富裕后,也享受到了一定的红利,那就是他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尽管9岁才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但对知识有着不可阻挡的热爱。并且他很早熟,虽然话不多,却总是用一双沉着冷静的眼睛观察这样一个世界,并创造出独属于自身个人的理念。

  毛顺生压根不了解这个长子的想法,他让学会打珠算,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给儿子未来职业进行了精准定位:农村账房先生。按照他的预想,会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

  为了实现目标,毛顺生并不关心孩子的书读得好不好,他只关心他们算盘打得溜不溜。并且他十分吝啬,给三个儿子吃最粗劣的饭食,一分零花钱也不给。手不释卷,每每熬夜看书时,他都会在旁边心疼灯油钱。

  对父亲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某些做法相当不满,但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父亲影响。他接受了父亲简朴的“由商而富”的道理,同时把致富的范围从个人、小家扩展到集体和大家,从根本上抛弃了父亲的狭隘致富、自私致富和唯利是图理念。

  1921年,父母先后离世,从长沙回到韶山,劝大弟弟毛泽民与自己共同踏上革命道路,同时,他对家里的财产做了极为大度的安排:房子让给别人住、地让给别人种。欠别人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自己的一笔勾销。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壮举赢得了百姓的热烈支持,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掘毛家祖坟时,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答的恩情。

  在青年时代求学时,还曾考入一所公立的高级商业学校学习。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毛顺生十分高兴,认为自身的事业即将有人继承。

  但只学了一个月就自动退学了,他素有抱负,不想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学习经商上。虽然知道金钱不可或缺,但认为,追求自己远大的理想才最重要。

  虽然没选经商作为终生职业,可他并不排斥经商。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作为一名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的有为青年,很流行去日本和欧洲留学,在湖南,这种风气尤甚。可勤工俭学需要金钱的支撑,普通人家就连路费都很难负担。

  通常去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去欧洲的花费还要更高一些。尽管政府对计划内的公费生给予一定补贴,但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见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以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陈独秀对计划表示支持,但同时双手一摊,说明自己手头没有积蓄,无法帮助分毫。不过,他介绍了一位社会名流同认识,那就是章士钊。

  章士钊被的精神打动,不光自己出钱赞助,还找了江浙沪一带的许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了2万块钱。

  章士钊的这份人情被牢牢记在心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每年的正月初二都会从自己稿费中拿出2000块钱送给章士钊,用10年时间还完本金后,依然没有中断,称之为“利息”,直到章士钊去世,这笔钱才终止。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又进行了新的商业尝试。他与人合伙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易礼容和彭璜。好朋友易礼容负责销售,负责进货和对外交涉。

  曾于1918年到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不光获得了宝贵的读书机会,还认识了李大钊这位良师益友。

  与李大钊相处的那段时日中,不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水平大幅度提高,也为他的第一次下海经商积累下宝贵的人脉。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费了不少心思,他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都一清二楚。

  少年时期父亲的言传身教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一定要符合读者的胃口。通常的书店,一般经营书籍、杂志、报纸三个品种。经过仔细筛选,发现报纸的本钱低,并且街上的报童也会分走很大的利润,所以他将重点主要放在杂志和书籍上。

  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

  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通过他的努力,当时共有11家大出版社成为文化书社稳定的供货商。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身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这些名人出具信用介绍,可以免去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幅度的降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在经营理念上,也一反当时将财务情况视作核心机密的行规,将财务情况彻底公开,及时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经营文化书社不仅能赚取利润、在知识分子间传播新思想,它还充当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机关。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

  “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特派员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的经商头脑,还表现在“挂牌上市”上。长沙有所著名的船山学社,牌子很出名,教学设施也比较齐全,湖南省教育厅还每月拨给学社400元经费。

  找到社长贺民范,商量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屋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专门招收由私塾改学新学的学生和农村学校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并且打破了以往女子不读书的规矩,采用男女兼收的方法。

  教师压根不用从外面聘请,那些著名的革命者何叔衡、夏明翰等人直接可以胜任。这样一来,船山学社节省了聘请教师的开支,湖南也从办学中得到了部分经费,为革命运动提供了支持。

  没多久,又结识了黄冈林氏家族的长子林育南。林家祖传有独特的染织技术,开有家族织布厂,织出来的布销量很不错,在武汉还开有布行,专卖自己生产的棉布。

  早就想把林家的织布技术引进长沙,自己也办一个织布厂,为此在武汉还专门向林育南取过经。当他派易礼容向林育南说明自己的想法时,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从林氏织布厂中调出织染技师和熟练工人前去帮忙。

  为了提高竞争力,长沙织布厂请了著名书法家李剑农为织布厂题写了厂名。李剑农曾在武汉做过大学教授,后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不仅书法作品很见功力,还使织布厂有了名人效应。长沙织布厂开办后赚了不少钱,养活了几十位兼职的革命者。

  后来,随着革命任务的逐步加重,分身乏术,请来大弟毛泽民来做经济工作,毛泽民把早年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商本领和自己实践探索得到的新办法新理念,为民族解放大业夯实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尽管毛泽民表现出色,但并未放弃对经济的强力关注。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根据地的困难才刚刚显露,便已经敏感地察觉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

  为此,他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读遍了所能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金融方面的书籍,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策略,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很快,确立了“自主动手,克服困难”的经济方针,亲自督办两件大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施精兵简政。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事迹被众人所熟知。

  在指导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研究,写下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组织起来》、《论合作社》、《必须要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可以有效的进行生产》、《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等著作和讲演,给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提出了重要的方针和政策。

  在抗战困难时期,又一次展示了他的金融天赋,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形成了系统的经济思想和策略,正是这些深刻认识,为巩固根据地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领导经济工作的宝贵财富。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