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从南京禄口机场爆发疫情以来，我们又把目光聚焦在了这座“六朝古都”。
在近代史上，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夫子庙、秦淮河、、老门东、中山陵、栖霞山……这些地标都记录着这座城市经历的种种。
现代的南京当然与旧时南京不同，新的移民、新的产业和新的文化和古都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让南京有了更为独特的气质。
我们从来就没怀疑，南京在这轮疫情上“跌倒”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正常状态，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座“涅槃之城”。
7月20日从禄口机场输入的德尔塔毒株，让南京一夜之间成了第二波疫情的风暴眼。在错失第一道防线之后，南京承受着严峻的压力，但迄今为止都未采取封城这最后一招，很多人都想知道：南京能顺利过关吗？
疫情当然是新考验，但若论遭受攻城、破坏又顽强重生而言，南京可说是全中国历史经验最丰富的城市。根据英国汉学家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统计，截止到1600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30次以上战斗的地方大多是国都与战略性城镇，其中南京以106次排在第一，遥遥领先于第二、三位的洛阳（70次）和长安（52次）。在那之后，南京又至少经历了5次大规模的攻防战：清军攻灭南明福王政权（1644年）、郑成功长江之役（1658年）、太平天国战争（1852—1864年）、南京大屠杀（1937年）、解放战争（1949年）。
然而，在每一次攻防之后，南京都不会像有些古都名城那样一蹶不振，总是很快就又再度复兴。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点一座城市，能像南京这样，一次次死而复生。
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只有南京和杭州位于南方，而杭州之所以名列其中，主要是因为南宋定都于此，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里，其实南京才是南方真正的重心所在。
起初，南京的优势并不明显。在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此时南方的重心也在长江中游（楚都郢，即今湖北江陵），直到秦灭楚、摧毁郢都，南方的重心才开始逐渐东移。三国时期，孙权于229年定都建康，南京自此成为新重心。
此后不久，西晋人虞溥在《江表传》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民间传说：楚王曾将此地称为“金陵”，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察觉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于是“掘断连冈，改名秣陵”——“秣”是指牲口饲料，是用贱称来厌胜。又一说，“金陵”之名主要是因为楚威王在此埋金以镇王气才得名的。不管是哪种说法，在这风水术理念背后都可见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南京是南方无法替代的战略重心。
这种认知很快得到了印证和强化：在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大混乱，继东吴之后，东晋、宋、齐、梁、陈也都先后定都建康，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这座“石头城”成为南方无可争议的中心。如果比照西方的历史，这就像原先的文明中心罗马（对应中国的长安、洛阳）被蛮族攻陷之后，残存的东半部在拜占庭建立了新核心。
汉学家牟复礼曾说，“从来就没一座大城，曾像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支配罗马各个时期的历史那样单独支配过中国的文明”，但他仍然认为，南朝时的建康起到了“第二罗马”的作用，因为这座城市坐落的位置“异常良好”，在一千年来都能“完全依赖大区里的财富”，重建文明。对“六朝繁华”的想象一直渗透在南京的城市记忆之中，南京作家叶兆言的《南京传》一共九章，其中六朝就占了四章之多。
确实，对一个农业文明来说，在整个南方，可以说没有一点一个城市的战略位置能优于南京。它既有山冈围护，又有长江天险，号称“虎踞龙蟠”，以至于明末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惊叹“只要有两千欧洲人就可以守御若干年，抗拒一支强大的军队”。
不仅如此，当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时，南京还享有一个更重要的优势：长安、洛阳和北京都处于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边缘，虽然战略地位重要，但粮食供应却大成问题；相比起来，南京在历史上虽然也常常缺粮（原因之一是大量驻军），缺乏本地剩余农产品，但它距离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很近，交通也便利得多。
这就是“金陵繁华”的真正基础：在中古以后，靠近全国最发达地区的这个南方政治中心，也很自然地发育成文化和经济中心，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论城市面积，明清时期的南京是全国最大城市，竟还超过首都北京，且街道比北京更“宽洁”。直至1890年，南京的城内面积（40.55平方公里）仍仅次于北京（63.20平方公里），排在第二，是排在第三的苏州的近三倍。
南京是人才、货物的汇聚之地，又兼有山水之美，在全国都罕有其匹，也因此成为引领海内风尚的前沿。尤其是在明代，它一度曾是首都，更是各方文人汇集之所。晚明时，南京南曲中的和苏州妇女，基本领导着天下服装的新潮流（“四方取以为式”）。直到晚清时，来华的英国人还注意到，“在一个中国人看来，没有比从南京府、苏州府来的东西更美、更好、更精巧、更雅致、更有风味的了”，“南京的女人不仅是中国最美丽的女人，而且是最风雅的女人”，而当时北京“在风雅和娱乐方面是不足道的”。著名的北京烤鸭，老南京人一向都声称是明代时从南京北传的。
那时的南京，名声远播海外。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之后，华人华侨在横滨的集中居住区域，就被称作“南京街”（现中华街），神户的华人居住地也被称作“南京町”，因为江户时代去日本的中国商人大多来自以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一带，“南京人”就成了“中国人”的别称，日本人甚至把中国货乃至来自东南亚的货物都统称为“南京物”。近代日本学者中野孤山曾总结说：“‘南京’这个词在当时的日本人心目中不光代表着中国，还意味着珍奇、小巧、可爱。”
也像拜占庭一样，南京因其非常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和财富的中心，长久以来都吸引着无数政治力量的注意，属于兵家必争之地。但客观地说，南京不如“两陆两海”（亚洲、欧洲、黑海、地中海）要冲的拜占庭那么易守难攻，因而它也更难守住，命运更为多舛。这种像“不死鸟”一样一次次从灰烬中涅槃重生的经历，几乎刻在南京城的基因里。
南京似乎总能逢凶化吉、屡扑屡起：最初秦始皇开凿秦淮河，据说就为了破坏金陵王气，但后世的风水术认为，钟山是“艮山”，得“庚水”反而是大吉。在六朝的四百年里，虽然石头城一再遭到“侯景之乱”这样大规模的围攻、内乱，但也每次都是迅速恢复。在隋朝下江南灭陈朝之后，尽管刻意压制建康，扬州一度取代它成为江南一带的中心，但到晚唐五代十国，升州（即南京）又再度崛起成为国都。
不论如何“城头变换大王旗”，南京都是必须重兵把守的要地。在蒙元时期，各行省的戍军就集中在长江下游，建康（南京）和扬州、杭州乃是除首都之外元军以最强军队把守的地方，明代南京诸卫驻军的定制更多达12万人。虽然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明初的南京地区甚至比宋元时期还要远远落后于江南别的地方，但在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它很快就崛起为全国第一大城。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
这可不是小说家的夸大，晚明画家仇英的《南都繁会图》就号称“明代南京版《清明上河图》”，全图共有各种街市店招109种，各色人物1000余人。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南京一带曾遭到严重破坏，但“金陵繁华”却迅速复苏，清代以南京为主要背景城市的小说至少有34部之多，最有名的恐怕就是《红楼梦》了，“金陵十二钗”和“江宁织造府”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富贵与风雅。
真正对南京带来重创的是太平天国战争。1853年初，太平军不到半个月就攻下南京，建为“天京”，清军随后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开始长期围困。两年后，天京城内的贸易已退回到“以物易物”，通货已经瓦解。太平天国始终未得到和平时机来建设自己的都城，1861年有英国人到访后发现，他们“占据了南京八年之久，而这里却毫无重建的迹象。商业和工业遭到禁绝，他们收取的田赋比清廷高出三倍……”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值国力衰微之际，对南京造成的创伤延续了半个世纪。来华的法国人发现，南京的城内面积“至少比巴黎大三倍”，但城内却有大片荒地。这是当时人的普遍观感，1909年法国学者谢阁兰还说南京“城内，田野、稻田、农场、沙丘、堡垒、道路，应有尽有，除了一个城市”。1899年来华游历的内藤湖南也感叹南京“城内荒废萧落”，城内街市仅占全城的四分之一，人口不超过十五六万，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赞叹：“在金陵做总督而不起反心的人，一定是个庸才”，断言这座城市一定会东山再起，恢复其历史地位。
他说对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南京又一次成为国都。1928年，南京是全国仅有的五个特别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之一，在“南京十年”的黄金期（1928—1937年），全国城市的年增长率仅为1.4%，但南京等六大城市（五大特别市再加上广州）的增长率则达到2%—7%。
这一复兴很快又被打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中，南京再次遭受外敌的大屠杀。没有一点一座中国城市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遇到这一种频繁的大规模破坏。然而南京又一次复兴起来，去年按GDP计算的经济总量更是一举超越天津，跻身全国前十。
像南京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城市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几乎构成了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现象。洛阳、开封、扬州、定陶、临清等古都名城，都曾一蹶不振，滑落为中小城市，像邺城甚至萎缩到村镇规模，连长安在唐朝灭亡之后，也曾经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衰落，但南京尽管再三遭到更大、更频繁的大规模破坏，却始终能迅速重生，这种内在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这其中首要的一点，恐怕还得归因于南京那无法替代的战略位置——尤其在唐宋之后江南崛起为全国经济重心之后，南京是总控东南资源的最佳要冲。作为必争之地，这既为它招来一次次的围城战，又使它在短暂的战乱过后再度承担起相应的功能。
正因此，历史上的“金陵繁华”，其实受政局影响不小：战乱时期它容易被波及，但和平时期却能成为汇聚各种资源的枢纽。早在东晋末年，江南织锦业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刘裕北伐灭后秦之后，将关中的百工迁移到首都建康所致。从东晋到南朝的三百年间，有所成就的文学家大多都有在建康活动的经历。明代的南京也不例外，正如徐泓所指出的，“明初南京的都市性格，是军政性高于经济性的，其繁荣是由政策决定，不是以商品经济的成熟为条件的”。
只要南京在这样的整体布局中仍然重要，即便它的繁荣被短暂打断甚至城市被摧毁，也能又满血复活——只是替换上新鲜血液。太平天国战争围困南京11年之久，1864年五万湘军破城后，曾国藩曾说：“围攻二载有奇，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尽管城内满目疮痍，以至于战后南京城的人口有70%都要靠来自安徽和湖北的移民填补，但补充人口并不难，战乱本身的破坏也尚在其次，这场战争之所以对南京来说是个历史转折点，是因为它所带来的冲击造成了区域格局上不可逆的巨大转变。
以前，不管南京曾在短时期内遭到怎样的冲击，它在区域格局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太平天国战争却不一样：战争期间，江南一带只有上海独保太平，南京、苏州等地的灾难反倒造成了上海的繁荣，十里洋场“一切买卖都发展起来了。对欧洲人、上海的做生意人，这是个大投机、大发财的时机”。上海自此一跃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取代了南京和苏州原有的地位。
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期间漕运断绝，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海运，财富也不再向南京集中。甚至连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遭到了打击：1857年艾约瑟（Joseph Edkins）还说，在中国，“北京方言更为时尚，但南京方言更多人懂”，但随着南京人口锐减，1860年代初列强外交使团又迁至北京，北京官话的读音影响力大大加强，后来以北京音作为普通话的基础就此奠定。
奇特的一点是：正因为南京在这一时期的相对衰落，反倒成就了它独特的文化遗产。南京的明城墙主体至今仍在，而伦敦中世纪的城墙基本上没有一处留存至今——若不是因为近代这段插曲，如今被视为南京最重要文化遗产和城市象征的城墙，恐怕很有可能保不住。
在上海崛起之后，虽然南京已难恢复到原先那样作为南方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位置，但它仍能相对复兴，只是在地理辐射范围、功能上重新定位。在这一意义上，南京在近代以来的重生，不单单是依靠其天赋的战略位置、不断更替的新鲜血液，以及南京人的不懈努力，也是因它能不断顺应新的结构，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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